另一个是刘少卿。1939年从抗大调去鄂豫边区，担任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，后来升任新四军第5师参谋长。他管作战，管指挥，管后方，部队里私下叫他"总长"。他、李先念、任质斌，三个人并称5师"三号首长"，各司其职，撑起了这支部队的基本架构。
还有一个人，不得不提——周志坚。他是四方面军出身，1939年随李先念南下，先后担任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、平汉支队司令员，后升任新四军第5师第13旅旅长。13旅是5师主力中的主力，人称李先念手里的"铁拳"。
打硬仗、啃骨头，周志坚干的就是这个。当地老百姓流传一句话——"李木匠山上吊线，周铁匠山下打铁"，说的就是这两个人。
1940年1月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正式在京山县八字门村宣告建军，李先念任司令员，刘少卿任参谋长，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，周志坚任第2团团长。班底就这样定了型。
1941年2月，皖南事变之后，中央重建新四军，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，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，刘少卿任参谋长，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，周志坚任第13旅旅长。
框架没变，帽子换了，但这支队伍的核心还是那几个人。
到1945年10月，形势急转直下。日本投降，国共争夺中原，中央决定在此布局。王震率359旅南下支队、王树声率河南军区部队，和李先念的5师，在随枣桐唐四县交界处会师。三路大军合流，中原军区宣告成立，李先念出任司令员，郑位三任政治委员，王树声、王震任副司令员。
这时候中原军区账面上有多少人？六万两千余人，野战军三万，地方军三万。
看着挺唬人，但问题也跟着来了——这三支部队各有渊源，各有山头，李先念对王树声、王震两部并没有绝对的节制权力。队伍是拼起来的，不是一块整铁，这个隐患，在后来的突围里埋下了很深的伏笔。
30万打6万，突围的血路怎么走出来的
1946年初，宣化店已经成了一个笼子。
国民党从四面八方调兵，最终围困中原军区的兵力达到10个整编师约30万人，把中原解放区压缩到宣化店为中心、方圆不足百里的一块狭长地带。粮食断了，经济封锁严密，内部矛盾也在积压。
李先念向中央发电，称形势危急，请求指示。中央回电：可以突围，主力向西，保存实力。
1946年6月26日夜，突围开始。
整个部队按三条线走：
北路，李先念、郑位三率领1.5万余人，携机关和第2纵队主力西进，目标是越过平汉线，进陕南，建根据地。这是主力。
南路，王树声率第1纵队（欠一个旅）和部分部队约1万余人，同样向西，最终到达鄂西北房县地区，建立鄂西北军区。
向东一路，是皮定均旅。7000人向东佯动，吸引了大批国军东移，为主力突围创造时间差。这支部队的结局是出名的——7000人突围后仍保留5000人编制完整，后编入华东野战军，"皮旅有功，由少晋中"的说法由此而来。
现在把目光锁定在周志坚身上。
突围打响时，他的任务是掩护中原局和军区机关转移。这活儿，不是带人冲锋，是挡在后面让别人跑。他指挥13旅和15旅45团，和追堵的国军死磕，打到弹尽粮绝，和上级失去联系。
后来他自己写的回忆录里，有这样的描述：从1929年12岁参军，从战士一路打到师长，经过长征、反围剿、无数次战斗，"没有像今天这样，只能带几个随员化装走下战场"。
部队打散了。残余人员化整为零，各自突围。周志坚带着少数随员，化妆成老百姓，往武汉走，最终在8月底找到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。
接下来的路，堪称曲折。军调部驻汉口，他不方便久留，联络人为他办了证件，秘密带他去南京，见到了董必武。董必武安排他随中共代表团第一批撤退人员，乘军调部美方飞机回延安。
一个打散了队伍、化装突围的旅级指挥员，就这样坐着飞机落地延安——命运的荒诞感，在这里撞了一下。
任质斌的突围路相对"正规"一些。他跟随李先念走的北路，到9月下旬才随李先念一起动身离开陕南，10月下旬才抵达延安。
刘少卿则完全不同。1946年1月，军调部成立，他被调去北平工作，突围开打的时候，他人已经在北平，不在中原。后来从北平撤到延安，全程没有参与突围作战。
三个人，三条路，都到了延安，但接下来要去哪儿，每个人的答案完全不同。
延安出发，各走各的路
到了延安，突围的尘埃未落定，但仗还在打。
周志坚第一个坐不住。
回到延安没几天，他就去找彭德怀，要求上前线。彭总告诉他，李先念来电，希望他回陕南，继续在豫鄂陕军区工作。
周志坚的反应是：不去。
他的判断很直接：陕南的战事是游击战，都是崇山峻岭，打也是小打；华东的战事才是大仗，才有真正发挥的空间。他不想在山沟里消耗，他要去打硬仗。
彭总说，不去陕南，去华东得总司令批准。周志坚转头去找朱德。朱总司令问他：还要不要回陕南？他回答：要去华东，要和敌人大干一场。朱老总点了头：不去也行，华东也需要人。
批了。
1946年11月，周志坚抵达山东，向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报到。组织安排他去胶东军区，归许世友管。恰好许世友是他的老首长，他高兴，说到许司令那里一定能干好。
到了胶东，他没去坐参谋长的位子，而是主动请缨，要求带新部队。当时胶东军区正在把原有主力师抽调组建野战纵队，留下的是一堆地方武装升格的新部队。1947年2月，周志坚出任胶东军区新编第5师师长，从头开始带兵。
这个起点很低，但这人能打，部队在他手里成长很快。
半年后，1947年8月，华东野战军决定在胶东扩编，把新编第5师、第6师、第7师合并，组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。周志坚出任司令员。
就这样，一个曾经在中原突围里把部队打散、只带几个人化妆逃出来的旅长，不到一年，在华东拿到了一个纵队的指挥权。
再看刘少卿。他到延安后，也想去打仗。他找了老总们，要求上前线，一开始想去东北，后来因为交通不通，改向晋冀鲁豫方向，想跟着刘邓大军打。结果刘邓主力南下大别山，他跟着绕了一圈，最终被安排去了山东战场。
张云逸给他安排了军分区司令的位子。军分区是地方武装，配合野战军作战，不是主角。刘少卿不甘心，想参与大规模作战，屡屡申请，屡屡碰壁。后来总算被安排出任内线兵团参谋长，协助许世友参加胶东保卫战，这才算沾上了边。
但1948年，兖州攻坚战结束后，他因黑热病倒下，完全无法工作，只能休养。等淮海战役打响，他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，被调去华东局打下手，没有具体职务。
1949年部队整编，本来要让他担任兵团参谋长，他坚持要去作战部队任职，没实现。最终被安排了一个临时职务，带南下干部抵达上海，出任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。
战后评级，刘少卿被评为准军级。与他在5师参谋长任上的资历相比，级别上存在落差，这与他后期担任铁路局局长的职务性质有关。
任质斌的路走得更偏。
他跟着李先念退到延安，1947年8月，部队奉命收拢组建12纵的时候，他因病留在晋城休养，没有随队南下。等他身体稍好，1948年初，中央把他调去山东工作——而不是到刘邓麾下。
到华东之后，任质斌的安排是华东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、宣传部代理部长。
这个职务横向比较不算低，但对一个曾经是大军区副职的人来说，这个落差是真实的。他再也没有回到一线指挥岗位，此后历任南下干部团书记、淄博矿区特委书记等职。
同一支队伍，三种结局
1947年8月4日，晋城。
第12纵队开了一场誓师大会，会场中央挂着横幅——"打回中原去，为死难烈士报仇"。白布墙上写满了突围牺牲烈士的名字。李先念登台致悼词，郑位三做动员报告。
第二天，8月5日，8300人从晋城出发，向南，向中原。
这支部队是原5师突围后，经过晋城整训补充的残部，编制上叫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，实质上是李先念系统最后一块完整的棋子。下辖34旅、35旅，带着37、38、39、45团等建制。
到1947年12月，12纵与中原独立旅在黄安华家河会师，奉命组建新的汉江军区，共一万一千余人。李先念协助刘邓，在大别山外线展开，重建江汉解放区。
这是一条历史意义重大但知名度不高的路。后来研究者有一句判断——没有中原突围，就没有华东战场的七捷。陈毅的这句话，点出的是中原军区的牵制价值，而不只是12纵一支部队的贡献。
但问题也就在这里：12纵参与的是重建根据地的工作，是配角，不是主角。它在平汉路南段打，在襄河两岸打，后来一进川东，参与渡江，参与大西南解放，战役规模上和华东战场的淮海、渡江相比，还是差了一个量级。
反观周志坚的13纵——
1947年9月，胶东保卫战，国军20个旅压上来，这支由地方武装升格的新纵队和几个老牌纵队并肩死磕，连续5个月，歼敌6.3万余人。
1948年济南战役，13纵歼敌1.5万余人，109团最先突入济南内城，被中央军委授予"济南第二团"的称号。
1948—1949年淮海战役，13纵先后作战15次，强渡运河，切断陇海线，攻占曹八集，切断了黄百韬兵团西逃的退路，后转向黄维兵团双堆集核心阵地，歼敌2.6万余人。
1949年2月，13纵整编为第三野战军第31军，周志坚出任军长。此后参加渡江、上海、福州、厦门等战役，首创解放军渡海攻坚成功战例。
1955年，周志坚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同一个组织系统里出来的三个人：
任质斌，战后在山东做地方工作，后来出任河南省委书记，政治生涯走的是地方路线，没有军衔评定问题。
刘少卿，1955年被评为开国少将——按他在5师的实际位置，参谋长本该对应正军级，而少将对应的是副军级，这中间的差距，他自己清楚，旁人也看得出来。
周志坚，开国中将，拿到了和他资历相称的位置。
同样从鄂豫边区出来，同样在李先念麾下历练，突围后的走向却分出了这么大的差距，为什么？
可以拆成三个维度来看。
第一，战场的选择，很多时候是主动争来的。周志坚的华东之行，不是组织安排，是他自己反复找彭德怀、朱德争取来的。他判断陕南打的是游击，华东才有大仗，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准确的。主动选择主战场，是他此后积累战功的前提。
刘少卿也想打大仗，但他辗转在晋冀鲁豫的路子没走通，等到了山东，安排下来的是军分区司令，而不是野战纵队的位子。起点不同，积累的资本就不同，这一差距后来很难弥补。
任质斌则是身体不好，从中途开始掉队。他错过了12纵南下，错过了大别山的战事，到华东做的是政策研究和宣传工作，早早就脱离了军事轨道。这不全是选择的问题，也有客观条件的制约。
第二，健康问题是当时中原系将领集体折损的一个关键变量。中原军区多位领导——郑位三、陈少敏、戴季英，包括任质斌——都是因为身体原因先于突围或在突围后退出一线的。
在那个年代，长期在敌后艰苦环境里作战，身体垮掉的概率极高。健康这个"随机因素"，影响了不少人的命运走向。
第三，部队重建的起点决定了后来的战功天花板。周志坚在胶东带的是新部队，但胶东的战场烈度够高，主战场就在那里，国军重兵攻击，打出来就是实打实的功劳。
12纵的情况不一样——部队底子是突围后的残余重组，又在根据地建设的工作上消耗了不少，到后来的大规模战役里，参与的层次和量级都相对低了一些。
不是12纵打得不努力，是战场的位置决定了你能被看见多少。
最后说回一个问题：李先念麾下的将领，去了华东战场，受重用的为什么不多？
答案可能比想象中简单——华东是别人的地盘，华野是陈毅、粟裕的体系。外来的干部进去，需要时间融入，需要战功证明自己，还要看起点的位置安排是否合适。周志坚能打出来，是因为他争到了一个好位置，又赶上了一个烈度足够高的战场。刘少卿起点低了，错过了时机，再加上身体出了问题。任质斌则是更早就脱离了军事序列。
同一支队伍，突围之后，各走各的路，各有各的结局。
历史从来不讲公平，但它会给每一个选择留下答案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